梦想绽放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记民航空管系统援藏管制员陶凌

从上海到西藏，陶凌跨越了近3000公里的直线距离，克服了超过4000米的平均海拔高度差，成为一名援藏的上海空管干部。神秘的西藏为何吸引他？也许是因为，对空中管制员来说，西藏是一个离天空、离日夜指挥的空中雄鹰最近的地方。

今年，陶凌被评为“民航西藏区局优秀党员”。他特别自豪，这是对他3年援藏工作最好的认可。在区域管制室的管制员席位上，贴着陶凌为大伙儿制定的“管制操作规范自查”六条：一看（看冲突情况），二做（做调配预案），三发（发管制指令），四听（听机组复诵），五点（点指令高度），六填（填写进程单）。这是陶凌为西藏带来的一点儿小贡献。一代又一代的民航援藏干部们，正在用他们微小的力量改变着这里。今年3月，民航西藏区局特地来到北京，向民航空管局表示感谢，感谢全国援藏的空管人才“授人以渔”。

追逐梦想的“工作狂”

陶凌本来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但由于身体条件限制，未能亲自驾驶飞机翱翔蓝天，而是拿起了空中交通的“指挥话筒”。2009年，他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空中交通管理学院毕业后，成为了民航华东空管局的一名空管员。

近年来，民航空管系统不断组织全国人才力量援藏，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为西藏的民航事业带来了巨大帮助。援藏一直是陶凌的梦想。2013年5月20日，陶凌收到了民航局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援藏空管人员的报名通知。但5月25日是他的婚礼，9月又是妻子的预产期，新婚的妻子怎么舍得他离开？在梦想与家庭之间，陶凌选择了家庭。

转眼到了2015年，又一次报名机会来了。在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一晚，陶凌与妻子彻夜长谈，决定再试一次。最终，陶凌如愿以偿被选中。出发当天的早上，华东空管局专门为他举办了欢送会。“我的妻子、父母、爷爷、奶奶全都来了。”陶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因为我是全上海第一位援藏管制员。”

2016年8月2日，陶凌正式加入民航西藏区局航行气象处区域管制室。由于西藏地形复杂，气候条件特殊，空管人员目前依然采用程序管制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依靠飞行员向管制员主动报告信息，管制员再对各个航班信息进行手动计算和安排。而在我国其他地区，空管人员基本都已经开始使用更为智能的雷达管制方法，航班信息在电子屏幕上一目了然。“但是程序管制是我们的老本行，老本行可不能丢”。刚来不久，陶凌就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竞聘成了带班主任。

接受采访的这一天，他刚刚结束凌晨1时的值班，却依然神采奕奕，眼睛里闪着光。管制员每天分为早、中、晚3班，但陶凌却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即使不当班，他也会一直在工作台边盯着看。他说自己有点“工作狂”。“反正休息的时候一个人也没事干，他们有些年轻人谈恋爱想跟我换班，我很乐意，成人之美嘛。”陶凌笑着说。

只要安全保证了，其他事儿都好办！

陶凌带领的班组叫作雷达实验班组，一共有4个人，这是陶凌的一块“试验田”。班组里有他收的两个徒弟，“说实话，我的很多内地管制理念不一定被这里的成熟管制员认同，但是新人是一张白纸，如果他们能够学进去，等我离开西藏了，这种新理念也能够传承给以后的管制员”。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正是这些援藏干部为西藏区局带来的变化。陶凌对自己的徒弟非常严厉。“有一次我把一个小女生都给说哭了。”他说，“但是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倾注全部热情，像我当初一样，空闲的时候会反复看录像、进行沙盘分析，真的是痴迷。”

尼玛多吉，一位藏族小伙儿，正是陶凌口中“不太好改变的成熟管制员”。陶凌有时会建议他怎样做更好，但多吉似乎没听进去。“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以后你也像骂你的徒弟一样骂骂我吧’”。那是陶凌非常感动的时刻，私下里两人也成了好朋友，陶凌亲切地叫他“多多”。

说起与自己同一批来援藏的同事们，陶凌口中一直在重复着“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他说在上海，因为同事太多了，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或是关系很平淡。可是这3年时间，14位援藏干部从祖国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生活变得简单了，同事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更长了。“以前我们住老楼，单间没有厨房，就在走廊上架个小炉子做饭，然后吆喝一声‘吃饭了’，大家就都从房间探出头来。”现在，在西藏区局党委的支持下，援藏干部们搬到了条件更好的新楼，有了厨房，大家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地“搭伙吃饭”。陶凌觉得自己变懒了，“刚来的时候还比较新鲜，我经常约大家出去爬山，现在休息下来就喜欢在家做饭”。

这个时候的他，跟工作中眉头紧蹙、一脸严肃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生活中的他很喜欢笑，看得出来他是个开朗阳光的大男孩，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个性格很“分裂”的人，但陶凌的严肃正是来源于对工作的敬畏。管制员要求有十分专注的注意力，飞行安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岗1分钟，安全60秒”是他们的格言。在西藏这块格外重要的土地上，他深知安全的重要性。“只要工作安全保证了，私下什么事儿都好办！”

带女儿来西藏是最大的梦想

离开上海时，陶凌的女儿还不到3岁，自己出去“闯荡一番”的梦想，确实需要家人的成全和支持。白天笑笑闹闹，晚上独在异乡孤枕难眠，谁不会陷入乡愁呢？刚来的那段时间，陶凌每天都要和家里通电话，听听妻子、女儿的声音。

西藏区局对于援藏干部给予了最大的关心和理解，会将他们航线实习等出差的目的地都安排在家乡，这样他们就能够多回家一次。陶凌每年还有两次休假的机会，但他都会集中在一起回家，“因为待在家里是根本不会舍得离开的”。女儿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有一个月”。“爸爸，一个月是多久啊？”“就是4个礼拜”。“那4个礼拜又是多久啊？”孩子这么天真的问题，任何一个父亲心里都不好受。“所以时间长了，我就不轻易给女儿承诺，我怕她会失望……”他每次回家都会给女儿带礼物，上一次他送给女儿一个电话手表，女儿对他说：“爸爸，不管你送什么礼物给我，我都喜欢！”这是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孩子说出来的话，懂事得令人心疼。

2017年春节，陶凌值班没有回家，今年过年他可能还回不去。但是，好在离陶凌回家的日子不远了。2019年7月，他为期3年的援藏工作即将结束。他的女儿又问他：“爸爸，下一次我放暑假你回来，是不是就再也不用去西藏了？”陶凌很担心女儿因此不喜欢西藏这个地方，其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等女儿长大了，带她来西藏。“毕竟这是她的爸爸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说到家庭，陶凌明显不如讲工作时那么开心和激动了，发光的眼睛里多了一丝愧疚，但在他看来，“我们来援藏真的不辛苦，我们是有期限的，在西藏工作的同事们，才是真的辛苦”。记者在西藏区局采访的几日，发现身边几乎一半工作人员都来自其他省份，他们要一直待在这个气候极端、条件艰苦的地方，与家人的分离是几十年，甚至是大半生。但是，他们最初选择了来西藏，就做好了面对孤独、面对艰苦的准备，因为保卫这里、建设这里，足以支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打败孤独与分离。

陶凌一遍遍地赞扬着在藏工作的同事们传承着“老西藏精神”。如今，在日喀则航站工作的朱西川已经是陶凌女儿的“干爸”了，中秋节、端午节时，即使这位好友不在家，陶凌也经常去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一起过节。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

陶凌带着记者来到了拉萨机场的塔台，这里可以对机场一览无余。对面是苍凉壮观的群山，是百转千回的雅鲁藏布江，是陶凌4年前第一次来西藏时，在飞机上看到的景象。夕阳西下，陶凌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仰头看着一架架起飞降落的航班，背影是坚定的。而在空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援藏工作的通知》的背景下，还将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陶凌”来到这里。（《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