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首都机场西路6号，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地址上，诞生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新事物——第一家合资企业。1980年5月，“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这里成立了。

从为保障中美第一条直飞航线配餐而生，到为全世界40家航空公司日均500多个航班提供餐食服务；从成立之初日配餐600余份，到日均配餐10万份、高峰日配餐超过12万份；从做面包起步，到制作2500余种餐食，建立起国内一流的集产品研发、烹饪实践和厨艺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航空食品研发培训厨房；从食品安全管理不成体系，到成为国内首批通过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再到成为全球首批通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SC22000（餐饮）认证的企业……北京航食的故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也是中国民航参与并见证中国走向世界的故事。

一腔热血：对标国际水准

1979年1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此时，两国正式建交仅20余天。在“破冰之旅”中，中美双方签订了通航协议，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通旧金山直飞北京航线。

要开通远程航班，飞机上就必须配备餐食。当时首都机场的航班配餐工作由民航北京管理局负责。与其说是制作航空餐食，还不如说是个提供饭菜的大食堂——放入大冰块的木柜就是冰箱，大白菜都堆在地窖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来考察后，认为中国内地没有一家企业有能力提供合格的航空餐食，提出了航班经停日本东京，在东京配餐。“不行，中途停就不叫直航”，邓小平坚持配餐问题必须在北京解决。合资成了解决配餐问题的唯一出路。

好几家外国航空公司均表示愿意合资成立航食公司，但都附带了额外的苛刻条件。眼看中美直航在即，时任民航局局长沈图心急如焚。

那一年，伍沾德57岁，他和大哥伍舜德在香港创建的美心集团包揽了全港近1/5餐饮生意。“能为国家做一点儿事，当然义不容辞”。尽管从未做过航空餐食，但当他得知内地急需一家达到世界水平的航空配餐公司时，主动北上。

“这个伍家会不会做面包？”邓小平少年时期曾留学法国，他知道，外国人的面包相当于中国人的米饭，面包做得好，其他西餐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得到肯定的答案后，邓小平首肯了。

时间紧迫。伍沾德与沈图“握手为凭”，沈图在京奔走审批手续事宜，伍沾德在香港抽调资金，从美国、法国和德国订购设备。当时，美国的设备不允许出口给中国内地，伍沾德只能以其香港公司的名义订货，货到香港后再用轮船转运至天津，用火车运送至北京。

这套设备让当时年仅19岁、如今的北京航食行政总厨师长付燕君大开眼界。他是烹饪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也曾在北京知名涉外饭店工作过，但他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厨房”：案台是不锈钢的、煎炸锅可以控制油温、洗碗有洗碗机、清洁地面用高压水枪……成立之初的北京航食，配餐量少、品种单一，配餐间里的“大师傅们”干起活儿来不分你我，既要蒸米饭又要切牛排、加工鱼，既对食材进行粗加工，也制作菜肴、完成装配，人人都身兼数职。付燕君每天到单位后，先看看张贴在公告栏里的航线和餐谱，再蒸饭做菜也来得及。就这样，北京航食1980年8个月日均配餐超过1300份。

1981年1月7日，中国民航的一架波音747SP飞机经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拉开了中美两国定期商业航班的序幕。这个航班的配餐工作，正是由北京航食完成的。

合资3年内，双方就收回了全部投资。从公司管理水平到员工福利待遇，北京航食在民航乃至当时的中国都是一流的，但员工们却丝毫不敢懈怠，憋着一股子劲儿要把航食做得更好。大家奋斗目标非常明确——要制作世界一流的航空餐食，再不能让任何国家的航空公司小看中国航食了。

一种精神：创新永不止步

1988年，第一期合资结束后，北京航食已经拥有了一所现代化的厂房，资产比1980年扩张了近3倍，日均配餐7200份，双方开始了为期15年的二期合作。

彼时，中国民航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轮改革刚开始不久。中国民航的第一轮改革于1980年正式开始，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改变民航领导关系的决定，中国民航从军转民，走上了企业化道路。第二轮改革于1987年正式开始，以政企分离，管理局、航空公司、机场分设为主要内容。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带动了民航业的蓬勃发展，也给了北京航食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是发展的关键因素。当时大多数企业管理还很粗放，但北京航食敢于尝试，已经开始用科学方法管理人、激励人。1988年，北京航食在行业内率先进行人员工资改革，将固定工资变更为结构性工资；1990年，北京航食成为首批参加北京市社会保险的单位；1996年，北京航食被选为北京市第一批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的试点企业。

也正是在1996年，北京航食二期厂房正式投入使用。望着新建的三层配餐楼，付燕君心里想：这也发展得太快了吧，生产车间终于够用了！

生产车间够用了，新人也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公司。1998年，技校厨师专业毕业的高俊杰来到了北京航食。高俊杰以为自己来了就能做小炒颠勺。“我还想，一天几万份配餐，我得炒多少锅啊！”来了以后他才发现，这里根本没有机会颠勺，炒菜都是半自动化的。当时的北京航食不仅有了热厨、冷厨之分，还按照不同航线划分了不同厨房，每个厨房又根据不同制作步骤细分了组别。那时，航空公司到北京航食选餐，北京航食已经能拿出厚厚的几本餐谱供航空公司选择了。不仅如此，北京航食还能够按照航空公司的要求，将知名酒店的招牌菜“搬进”客舱。

1994年，民航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布了《关于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有关政策的通知》，允许外商投资航空公司、机场、飞机维修和民航相关企业。一家家中外合资航食公司陆续组建，北京航食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为了让公司更具竞争力，2000年，北京航食启动了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和HACCP国际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认证工作。2002年和2003年，北京航食先后取得这两项认证，再次领跑行业。

在国际上，认可北京航食的公司也越来越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授予其产品优质奖，美国优质服务协会授予其五星钻石奖，国泰航空公司高级服务奖等奖项也花落北京航食。

一种情怀：专心致志做配餐

2003年4月10日，合资双方在北京又签订了为期20年的延长经营期的合同。然而，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全球民航业陷入了低谷。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下，北京航食仍然新争取到了埃及航空、国泰航空等公司的配餐服务协议。当年，首都机场日需配餐量仅4.1万份，其中北京航食日均配餐量3.5万份。2004年，北京航食年配餐量达到1260万份，比1988年增长了6倍。而如今，北京航食占有首都机场70%的市场份额，10年以上的客户占70%以上，日均配餐量超过10万份，日配餐量峰值超过12万份，获评“全国文明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先锋号”、中央企业团工委“青年文明号”等荣誉。

“38年来，北京航食一心一意做好航空配餐这一件事”，中翼公司党委书记兼北京航食总经理布赫说。北京航食对餐饮的执著吸引了一批真正热爱餐饮业的人。北京航食副总厨师长赵和就是2014年从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跳槽”过来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踏步发展，随着航空配餐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垄断局面被打破，竞争日趋激烈，在议价能力走弱和成本刚性增加的双重压力下，北京航食职工的工资收入市场竞争力减弱。然而，赵和依然愿意每天驱车40多公里去2008年启用的三期配餐楼做西点研发工作。

“每天要制作二三百种不同的甜品，同时还要不断研发新西点”，赵和说。加入北京航食4年，他曾经被派去香港学西点配餐管理，去德国学做面包，去意大利学做甜品。他总想做得更好一些，“因为旅客也越来越懂吃了”。西餐总厨师长、瑞士人马可感受到这种变化：“中国旅客现在喜欢地道的西餐。”意大利帕尔玛火腿、黑松露这类美食家酷爱的食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客舱中。

布赫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民航发展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能在飞机上吃到三文鱼、龙虾、牛扒，旅客会感到惊喜。而如今，再好的食材也能在市面上找到，餐馆烹饪不用考虑餐食二次加热等问题，更易做、更美味。现在旅客搭乘飞机的频次不断增加，即使频繁更新菜谱，他们也可能吃到同样的饭菜”。港龙航空的京港线每15天更新一次菜单、国航京沪线每10天更新一次……这些都是由北京航食制作配送的。

餐食口味只是北京航食关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安全，包括航空安全和餐食安全。北京航食承办2016年民航局安全能力建设项目，研究“航空食品企业应急管理方案与实务”课题，不仅为北京航食，也为中国民航的航食企业寻找更加务实的应急管理、航空安全保障和生产安全方案。2017年，北京航食在行业内率先通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SC22000（食品加工）的认证。2018年，又成为全球首批通过FSSC22000（餐饮）体系认证的企业。这意味着北京航食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水平已经是世界级的了。

“全球服务排名前10的航空公司，目前北京航食服务其中的6家。北京航食的餐食制作水平不逊于其他国家的航空配餐企业”。北京航食副总经理、港方代表罗育英说。罗育英1973年开始在国泰航空工作，当时他觉得中国内地航空公司的餐食比国际一流标准真是差得太远了。正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向了世界。（《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陈嘉佳）